这些年离开北上广的人,又回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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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发布时间:2023-06-26 15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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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“逃”回北京,李希含不止一次回想起2018年至2019年的时光,那不仅是她毕业后第一次离家求职,也是她职场生涯中最鲜活的一段时光。那时,她每周或和同事相约聚餐,或到北京市区周边的景区内散步,行程最繁忙的时候,她曾在10月连续三周爬了三次香山。
李希含的快乐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她甚至在因公司业务调整被迫离职后,还和原单位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他们一起在微信群内吐槽原公司的规章制度、老板和同事,也共同分享在新公司的就职感受。偶尔,他们会共同怀念共事时的时光。
“那时没有人会想着离开。”李希含笑着说,“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,毕业后成为北漂是顺其自然的事,此后我两次离开北京,又两次返回北京。每一次,这座城市都让人觉得更陌生,也更遥远。但同时,再次北漂也让人目标更明确。”
和李希含类似的人并非少数,逃离之后重返同一座城市的他们被称为“回笼漂”。在“回笼”过程中,有些人变得目标更加明确,有些人在等待更明朗的未来。
01
穿梭于两座城市之间,如同穿越时空
很长一段时间,李希含对都市白领的了解多来自影视剧,屏幕中,他们总是穿着得体的西服或裙装,自信地出入各个高档写字楼或商场;男士的头发总是被打理得纹丝不乱,女士总是穿着细高跟、化着精致的妆容。
受此影响,李希含曾长期坚持早起一个小时,只为有充足的时间化妆上班。但慢慢地,她意识到影视作品对职场生活的夸大,比如北京的多数白领选择穿休闲服,大家的头发也是简单的短发或中长直发,影视剧中的波浪卷并不常见。
一些被真实反映在影视剧中的细节是,“北漂”需要足够的勇气,也必须长期坚持。李希含毕业于2018年,彼时她在一家传媒公司做编导,因为毕业延期,尚无学士学位证书,她的月薪低于周遭同期入行的应届毕业生,薪资不足4000元。
这份薪水虽不能让李希含无节制地消费,但亦能满足她日常生活所需,而她的薪水也在工作一年后,成功涨到了5000元。这一年,原来本着经济实惠原则消费的李希含,开始以个人喜好为标准,将一些原本不敢购买的口红、衣服填满柜子。春节回到四川老家,和母亲一起逛超市买东西时,母亲曾这样形容李希含:“你参加工作后花钱越来越没有度了。”
李希含并不认为自己是花钱毫无节制的人,只不过与北京相比,老家的物价委实低得可怜,100元在北京可能只够一顿饭钱,但在老家却可以为老人购买一套夏服,能买好多瓜果蔬菜。
看上去格外“阔绰”的日子持续到了2020年下半年,当时李希含所在公司业务调整,大半人员要被迫迁到外地工作。因为不愿离开北京,李希含和关系好的几个同事一起办理了离职,在尝试找工作无果后,她于当年返回了四川老家。
与李希含裸辞返回老家的选择不同,西班牙留学生Kiyo在上海工作期间,通过降薪转岗的方式,获得了回老家济南工作六个月的机会。
转岗前,领导要求Kiyo每两周返回上海报到一次,而这也给了她更多观察两座城市的机会。在济南,Kiyo就职的办公大楼远离市中心,人们对于穿搭并不过分关注,即使身穿法兰绒睡裤上班,Kiyo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;而在上海,她会被周围环境推着购买大量的戒指、耳环、珍珠等饰品。有时候,Kiyo会在穿梭于两座城市时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——从济南返回上海时,她会觉得自己的穿搭远不如办公楼前的保安精致;而从上海回到济南,她又会特意穿搭素净的服饰,以免成为同事议论的焦点。
Kiyo是身边朋友中唯一一个放弃了大城市高薪工作、宁愿降薪也要回到家乡的人,不少朋友听了她的决定后,大为震惊,有些则直言不讳地说她“疯了”。面对诸如此类的言论,Kiyo不愿辩驳,在她看来,人生该明朗之时,自会明朗。
与在上海时的生活相比,住在济南无疑是惬意的,Kiyo可以时时陪伴在父母身边,也不必承担租金压力,下班回家能吃到热乎的饭菜,周末还能享受到父母的加餐。为六个月后能延续这种幸福,Kiyo在济南工作期间,还曾试图另寻就职机会。在西班牙读书、在西班牙企业工作的经历让她将就业目标首先放在了外企上,但所有求职信息最终都石沉大海,还有部分求职信息是已读不回的状态。
Kiyo终于被迫承认,济南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如上海,如果选择继续在互联网企业工作、继续在行业深耕,她只能选择返沪工作。
02
故乡,已经变成“回不去的故乡”
回到四川后,李希含经过多次面试,终于以编导身份顺利入职了一家企业,但她在入职后却发现同事之间内斗厉害,沟通不畅。
当时,李希含的工作职责是写短视频剧本、约演员拍摄、同后期人员沟通剪辑思路,再配合宣传部门的同事进行推广等,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。在北京,拍摄一条剧情向的短视频需要两天,有时甚至只需要一天,但在老家,拍摄一条短视频却需要近一周。如此大的时间差不是因为内容变得更精致了,而是因为人员经常跟不上,有些演员的排期要排到一周后,已经拍好的视频经常会在剪辑阶段被搁置。
缓慢的工作节奏让李希含倍觉抓狂,也让她的包容度不断下降,她曾因后期同事无法快速出片而和对方大吵了一架。
工作不顺之外,每天萦绕在耳边的家长里短也让李希含感觉很焦虑。从北京离职回到老家后,她似乎成了“人人喊打”的那一个,有人怪她不能吃苦逃回老家,有人怪她离职失去了晋升的绝佳机会,还有人怪她当初没有考公,而是成为了工薪阶层中的一员。
在这样压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下,李希含选择在春节过后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。
广州人瑜仔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,她在香港结束研究生生涯后,在那里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,后因签证问题返回家乡广州。阔别三年返回故乡,瑜仔记忆中的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座被称为“妖都”的城市变得繁华、拥挤,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会聚于此,大街小巷中随处可以听到带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话。
瑜仔自小生活在粤语环境中,她的父母以及周边亲朋都是流利的粤语使用者,及至赴港读研,粤语环境变得更加纯粹,教学用语也变成了粤语。在如此强大的语言环境下,瑜仔的普通话委实算不得标准,以至于她在返回广州一段时间内,都无法适应一些非粤语的交流环境。不仅如此,当她试图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同事交流时,她那一口带着明显“港味”的普通话也不时会招来有些人的调侃,因为无法迅速理解某些普通话发音,她做的会议记录也经常漏洞百出。
职场生涯最艰难的时候,瑜仔感觉,身边同事无一人与她交流,她在午休等空闲时间也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守在工位上。有时,即使她已经告知了领导工作中遇到困难,领导仍会将一些棘手的事情交付于她,如果瑜仔未能快速解决问题,对方便会以她能力欠佳为由,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将她痛骂一番。
在高压下,瑜仔开始整宿睡不着觉,头发大把脱落,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几乎成了日常。她的父母似乎并未察觉到这些变化,在他们看来,瑜仔的工作已经优于多数人,只要善于自我调节,职场上的矛盾尽可消除。
坚持一年多后,数次打击瑜仔的领导约谈了她,要求她要么接受降薪调岗的安排,要么收拾东西主动请辞。尚无去路的瑜仔选择了前者,她的工资缩减了10%,但工作量却只增不减,长期压抑在心底的委屈、失落等情绪瞬间迸发。她找到在香港工作时认识的心理督导师,按照对方给出的建议进行了心理健康评估,最后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。那时,她对家人的态度每况愈下,与父母沟通时,总是说不上两句话就以大声嘶吼和埋怨收尾。
调岗两个月后,瑜仔主动请辞,离开了那家公司,此后她又在多家企业就职,但返回香港的心却从未消减。时隔近十年后,瑜仔也终于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了从广州返回香港的机会。
03
家乡与房子、户籍等无关,只与人的归属感紧密相连
再次踏上曾经求学的这片土地,瑜仔几乎因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落泪。她的工作签证仍无法办理,但全粤语的交流环境疏解了她人生的大部分焦虑。她将住处的花园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,每天坐在花园内画卡通画,这是她最喜欢的缓解情绪的方式。
最开始,瑜仔为别人免费邮寄画有卡通画的明信片,渐渐地,她的画作吸引了不少粉丝,不少人开始付费购买明信片。这一肯定行为使瑜仔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,她发觉自己不再是硕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,而是一朵花,她能在小小的花园里开出自己的颜色,也能拥有自己的芬芳。
李希含返回北京后,成为了一家教育机构的文案策划专员,后因行业调整离职,并再次返回四川。她在四川参加了公务员考试,但成绩不理想,也曾试过再找工作,可想到之前在家被频繁催婚、被人议论的场景,又再次返回了北京。
第三次在北京求职、生活,李希含已能客观感知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。疫情三年后,年轻人不断涌入北京,自己原本每周能收到四次面试机会,如今缩减至两次,有时甚至一次面试都没有;虽然熟悉的环境缓解了小城市适龄未婚女性的焦虑,但“北漂”的事实又加剧了不安感。李希含明白,难以得到的户口、高昂的房价等因素交织在一起,终会让她有朝一日选择回到老家。她已思索出——至少对自己而言——在北京求职的意义:努力工作,用工作所得在家乡所在的小县城或省会购买一套房产,然后白天上班,晚上回到自己的小窝,偶尔回家找父母团圆。
返回上海后,Kiyo找到之前的房东,很快入住了心仪的房子。即使仍是在没有亲人和房子的城市生活,Kiyo也变得自洽了许多。她经常会想起在济南工作期间,自己断断续续阅读的与哲学、逻辑有关的书,这些书告诉她,人无须将注意力放在夸张奢靡之事上,中庸乃是为人处事的上佳之道。
曾经漫步的街道、买过瓜果的摊位、用过餐的餐厅等熟悉的街景风貌消除了Kiyo的大部分漂泊感,她越来越觉得,家乡是一种很宽泛的存在,它与房子、户籍等无关,只与人的归属感紧密相连。“当人们在某座城市长期生活并产生依赖感后,这座城市即可被视为家乡。”采访最后,Kiyo说。